《原儒》是熊十力写于五十年代的一部著作，分上下卷，于1956年印行问世[16]，在台港的熊门弟子中造成巨大的震动。
如《秋水》中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多情者未必就是得理者。师不是身份，而是能力。
而庄子体现的价值信念，又与《庄》书中许多思想观念（如支离疏式的生活态度）是对立的。如果那个意象（人物或事件）不是某个人想象的产物，而是一个在历史文化中有生命力的图象，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发展这个形象，那么这个形象的历史命运便自然会变化多端。想象不讳言自己的假，更不必去冒充真。在习惯的想象中，哲学不想象。一如朱熹所言："《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
夫支离者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秋水》："庄子钓于濮水"。相比之于韩，唐牟在哲学上已各自有一套。
易言之，这是他对他的时代与存在境遇的感受所使然。后者老实、具体、复杂。这只是有原始生命原始灵感的人，才能如此。5、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前，页86。
当他面对海德格尔对这一矛盾的揭示与充分展露时，他提出了智的直觉的概念以贞定自由无限心，从而肯定与坚执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观点，从哲学上解消了这一矛盾。按西方的标准看，中国是没有宗教的。
此文又收入姜允明著《当代心性之学面面观》（文集）台北：明文书局，1994（民国83）年3月版。刊于北京《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99年第1期）。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33、 〈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续篇）〉，《宇宙旬刊》5卷3期，1936年6月5日。
在认识论方面说，如果张东荪是中国现代知识论的先驱，那么牟宗三和他的老师金岳霖足以堪称为创立中国现代知识论的奠基人。深入于孔孟成德之教，始可畅通吾人之文化意识。康德之自由意志，若善发挥可以融会吾《大易》生生不息生机，此就宇宙论上言。（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义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民国73）年版，页19。
这种形而上学就是后来的理学，即中国的哲学。66、 转引自宋自明《熊十力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页22。
然而，由于他坦诚，率性，直露，自尊心极强，因此他的批评有时就不够周全和缜密，同情地了解不够，甚至也不能完全免除偏见。但是，熊子的元学，尤其是其体用观中所表现的对现象的解析，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文详论）。
又见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53。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53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上，页103。又于1992年在《当代》杂志第76～78期刊出〈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一九四八～一九五０）〉。质言之，没有父母，没有老师熊十力，没有师兄唐君毅，就没有牟宗三。）此外，余英时先生也对熊氏发表过有关评论，认为熊氏与梁漱溟是极少数能在压力下坚持原则信仰的人，但是就熊而论，他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中把古代的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虽是不得已的适应，但也多少反映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那种社会主义理想的炫惑。
[57] 牟宗三由熊氏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之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而肯定新论一书，并从此把熊氏哲学与柏格森哲学相比论。他事后写道：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
照我们平常的想法，可与言而不言与不可与言言而言，都谓之失言，但这是一般人的世故，熊先生没有这种世故。我当时也没有这种权的观念，我当时只是有一直感，我觉得在那种环境底下，能把孔子保住便可以了。
徒享清福不足以延残喘，必有藉于形而下的具体物。见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56。
这个专业之获得即从最具体的最经常的六艺中训练出来。他认为，内在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真理就是内容真理。[55]无疑，从良知是呈现的观点出发，能对中国儒学有相应地了解，深得其中三昧。思辩不足，则浮泛而笼统。
如此，则玄学上究明体用,而科学上之真理,已得所汇归或依附。 熊十力与牟宗三[1] 一、引言：从一师一友说起 在牟宗三的学思生涯中，有一师一友，与他相契最深,对他影响最大。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读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不重要。[40] 牟宗三强调这不是科学上研究的外在对象，而是要靠人的真实生命的呈现而呈现的，光讲是不行的。
[70] 此外，牟氏从读书治学方面，也对他的业师不客气地作过批评。[63]就牟宗三的哲学来看，这种二分关系在经过他对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创造性疏释以后，构成了他的两层存有论的哲学间架，最后以对《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的提炼与诠释作为定位，以表示哲学原型的朗现。
因此，熊十力的教训对他是一当头棒喝。因此，牟先生比较强调读熊子的书札，但他并无教人不读《新唯识论》的意思。知识与思辩而外，又谓必有感触而后可以为人。[19]他认为熊十力直透人生宇宙的根源即佛教上说的法体，直从本体如如地展现为一系统，这就是熊氏的体用论。
76、 周敦颐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57、 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广州国民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6（民国25）年6月24日。
这不是知解摸索的事，而是直下证悟感受的事。但是，熊十力先生偏要杀学生的骄气与浮气，动轨训斥学生，声如狮吼，如雷贯耳。
大致上讲，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9] 由此可知，牟宗三是经过了他认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毁民族文化之根，自塞民族文化之源的沉痛反省与批导，在对抗战以及内战等等的国难与个人困扼遭遇所引发的客观悲情中，使他正视了生命的学问，从他说的‘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终生服膺熊十力，自觉地认同与接续熊十力的生命与智慧方向。
